由于应征者多于房源，目前多数地方政府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入住者。
1974年至1975年，为了稳定中央对于地方的领导地位，又重新上收权力，即第三次权力上收。归纳来看，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五点。
这是因为宪法创制总是和国家命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22]而国家命运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具备深刻的时代烙印。[35] 其次，宪法中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无法对既有部分改革成果及时、全面地确认和巩固。第一，有关条文从文本上可以明确地区分出总则性条文和分述性条文，前者对于根本性问题确定宏观的基调，而后者对于前者进行细化、延伸与补充。除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然占据中央与特殊地方关系条款的主要部分。部分归纳可参见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及第二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一，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数量较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在我国实在法中应当确立行政恶法的概念，并附有立法机关尤其是最高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的权力。
（三）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的。[32]根据这个规定，我国最高立法机关能够对行政恶法在现有制度格局中进行处置。然而，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31]该属性表明一些行政法规范如果不能与行政法体系保持一致就要从原有的规范体系游离出去，进一步讲，行政法体系内部应当保持高度的统一，我们把这种统一叫做行政法的自洽性。
从上面两个思路出发，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应当对行政恶法做出下列方面的处置。在复杂的社会治理系统中，相关的经济因素是必须予以考量的，因为经济因素对社会治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个主题是法制的形式合法性。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监督是全方位的，因为他们将司法权设为最后一道防线，将司法部门视为最小危险部门：美国政府中危险最小的部门，却是人类所知道的那家权力异乎寻常地巨大的法院。这个高级法是从自然的理念中推演出来的，也许是从道德价值中推演出来的，也许是从事物的内在精神中推演出来的。[16]这些划分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选项来进行良法与恶法的区分。
良法与恶法的区分是基于法的实质性要素而展开的，通常情况下，二者的区分都以一个相对较高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理念为判断标准，这些判断标准或者基于某种自然公正，或者基于某种道德基础，或者基于某种宪政精神等等。[23]应当说此类规范在制定时立法者并没有受不良动机的影响，但该规范却起到了相反的社会作用，问题就出在法律典则和其调整的对象之间存在契合问题，对这个契合度的认知便是行政立法的认知问题。单就农业政策而言，这几年来制定的行政法规在《联邦行政法典》一书中就超过了1万页，如欧盟所制定的行政法规，数量是其通过的法案的10倍。其次，行政恶法是涉及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法。
第二，行政恶法缺失高级法支撑。该论点实质上是否定人民对恶法的抵抗权，持此论点的人认为，如果认可恶法非法的论点，便有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
第五，追求形式主义的行政恶法。[11]总而言之，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都有着相应的高级法，行政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必然也有制约它的高级法。
[26]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行政法治的封闭性远远强于开放性。如果行政法中的某些规范不能够适应宪法的原则和规则，那么它必然属于恶法。宪法与行政法共同构成了现代公法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公法有两个主要内容：（1）居首要地位的宪法性法律，它规定政府机关组织及其活动的原则。近年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基本上有所建构，笔者认为，对于制定行政恶法的问责应当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内容乃至于核心内容。行政公职人员与行政主体的此种心理机制也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它只要在个别环节存在就有可能导致行政恶法的形成。而当它与这些外在于它的社会事务予以区别时，它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行政系统享有大量行政法制定权，便使得行政法体系中相当一部分典则仅仅与行政系统的取向相一致。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相对的，即是说有些良法在此一环境和条件下具有良法的属性，而在彼一条件和环境下则有可能变为恶法，反之亦然。
[16]恶法非法的理论认为，恶法之所以为恶，是因为它违反了自然法，或者恶法最为本质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于私权造成了侵害，这表明当我们对恶法的类型进行划分时，应当考虑这些法哲学层面上的东西。[17]而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念下，行政权的功能则在于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四、行政恶法的法律处置 行政法中的恶法是行政法规范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的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我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分成了四类：一是立法权，二是行政权，三是审判权，四是检察权。
应当说，恶法和良法在有些情况下是以特定的利益关系为转移的。立法行为和法律废止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进行的，即制定一部或若干新的行政法规范后同时对一些旧恶规范作出无效化处理。在行政法治的现实运作中，由于行政法有着特定的制定主体和特定的执行主体等，这都使得行政法更多的是以封闭系统的姿态出现的，它对于其他社会机制而言，更愿意保持自身质的规定性。（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上列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那么二者中何者更接近科学呢？笔者认为，恶法非法是科学的。至于良法和恶法中的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对私权的态度便一直是暧昧的，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格局，该修正案认可了相关的私权并强调政府行政系统对私权的干预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更不能侵害私权。深而论之，比起行政法体系中存在行政恶法的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想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完全去除恶法的法治理想都似乎不太现实。
而在市场经济之下，私权则有一套较为规范的保障机制。最后，行政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其发展和变化显得更加迅速一些，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行政法与其所覆盖的社会关系有着更加深刻的广延性。
这也是行政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常常表现得较为滞后的一个原因。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二、行政恶法的类型 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恶法的类型进行划分，而标准的选择是带有非常大的主观性的，从这个角度讲，行政恶法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3]所谓恶法亦法，就是说某种法律在本质上是起负面效应的典则或者规范，但它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仍然起着作用。
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一步讲，行政法的规范体系必须与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和规则对应起来、一致起来。
第一，行政法产出机制的柔弱性是体制原因。但是就我国而论，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机关的工作程序都是相对严格的，而且我国的立法机关就是人民代表机关，它是由人民代表构成的，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存在行政恶法的可能性是相对较小的。
[3]恶法亦法的论点起始于苏格拉底的审判，苏格拉底接受审判这一事实被认为是对恶法亦法的认可。在行政法的规范体系中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典则和规范越来越少，有学者对美国的行政立法状况作过这样的评述：政府官员参与政策制定，显然起因于‘第二法律，也就是美国政府所说的‘行政法规的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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